日期：：2023-12-24作者：网友整理人气：
第四章 用人的价值导向：如何作养正气
要想让正派人士扬眉吐气，就需要在治理中让正派行为获益。口头倡导老实美德无济于事，说真话能得到好回报才是正途。
任何一个社会，都需要道德作为基石。然而，道德状况在不同的社会里却差别极大。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，在于有无正气。
唐宪宗元和年间，由湖南江西观察使升任京兆尹的杨凭，“修第于永宁里，功作并兴，又广蓄妓妾于永乐里之别宅，时人大以为言。
”（《旧唐书·杨凭传》）御史中丞李夷简一直对杨凭的倨傲奢侈不满，乘机弹劾，揭发其在江西任上的贪赃罪。
刑部和大理寺审理后，认定罪名成立，杨凭被发配到贺州临贺县，仅给予相称于县尉的待遇。
在杨凭定罪遭贬之时，至亲挚友没有一人为其送行。
然而当时担任栎阳县尉的徐晦，因为自己从平民起就得到杨凭的赏识，从制科登第到担任县尉都曾得到杨凭的荐举，于是，他独自一人把杨凭送到蓝田话别。
曾经担任过宰相的权德舆，与杨凭的交情极深，知道徐晦要去送别杨凭，就问徐晦说：“今日送临贺（杨凭），诚为厚矣，无乃为累乎？”徐晦答道：“晦自布衣受杨公之眷，方兹流播，争忍无言而别？”由此，权德舆在官场大加赞扬徐晦之义。
徐晦想不到的是，没过几天，发起弹劾杨凭的李夷简就推荐徐晦担任监察官员。
当徐晦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时，他问李夷简道：“生平不践公门，公何取信而见奖拔？”李夷简直率对答说：“闻君送杨临贺，不顾犯难，肯负国乎？”（《旧唐书·徐晦传》）
类似的例子在唐代并不少见。
唐宪宗时期的宰相皇甫鏄，是一个历史记录并不光彩的官员。
“鏄虽有吏才，素无公望，特出聚敛媚上，刻削希恩。
”是一个擅长搜刮民财以取悦皇帝的高手。
在唐宪宗提拔皇甫鏄当宰相时，裴度反对，上表指出“皇甫鏄自掌财赋，唯事割剥，以苛为察，以刻为明”；受其割剥之人“无不苦口切齿，愿食其肉”；“天下之人，怨入骨髓，陛下近日收为股肱，列在台鼎，切恐不可，伏惟图之”（《旧唐书·皇甫鏄传》）。
但宪宗听不进去，执意提拔了他。
皇甫鏄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，所以就更加不顾一切地巴结皇帝，排斥异己。
他一方面迎合宪宗的炼丹求仙，为宪宗推荐术士柳泌；另一方面勾结宦官，刻薄士卒，为了讨好皇帝哪怕激起众怒，形成了一人宠信而天下怨恨的局面。
由于宪宗服食金丹中毒，急躁嗜杀，宦官下手弑君，对外宣称“误服丹石，毒发暴崩”，四十三岁的皇帝终结了生命。
皇甫鏄压根儿没想到自己的靠山倒得这么快，宪宗一死，朝野共愤的皇甫鏄就被赶下政治舞台，贬为崖州司户参军。
皇甫鏄灰溜溜地离开长安时，时任坊州刺史的班肃，因为自己曾经在皇甫鏄属下以郎官判度支案，出于旧情，独自为其饯行。
班肃同情下台的死老虎，并未受到惩罚。
他同样没想到的是，一年后班肃刺史任满，宰相向新皇帝穆宗专门上奏哀求提拔奖掖班肃。
奏章不长，照录如下：“将欲清风俗，必在厚人伦。
窃见皇甫鏄权位盛时，班行之中，多所亲附。
及得罪后，议论立变，憎嫉如仇。
俗之衰薄，一至于此！惟班肃以曾为郎官，判度支案，终始如一，独送出城。
周行之间，多美其事。
今郡秩已罢，望授一省官，以表其行。
”（《全唐文》卷九六五《请奖班肃奏》）班肃由此被提拔为吏部的司封员外郎。
显然，这种提拔，鼓励的是超越政治的道义，鞭挞的是见风使舵的圆滑，正气由此得以褒扬。
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，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能存续多年，不是没有缘由的。官场乃至社会上的正气，是王朝存续的生命线。这两个例子告诉人们，作养正气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：
首先，要通过各种措施，把潜在的无意识的价值取向中符合正气的内容揭示出来，加以有意识的倡导和弘扬。
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，会积淀出下意识的行为规范，凝聚为自然而然的价值准则。
正气只有进入无意识层面才是真正气，但无意识的东西不加呵护就有可能会损耗丧失。
例如，上面这两个为失势官员饯行的例子，事主很可能仅仅是出于“对得住人”、“以德报德”的朴素心理，而这种心理符合为人之道和朋友之义。
执政者以赞许、彰扬的方式肯定这种道义，把这种道义由自然而然升华为努力使其然，方可使正气弥散于社会之中。
其次，上层的行为必须同所倡导的价值取向吻合，尤其要防范口号和行为的背离。
上面的例子中，朝廷如何对待两位事主是最为要害的。
假如说，上层口头倡导的是刚正不阿，而实际提拔的是阿谀奉承之徒，所谓正气很快就会变成弄虚作假之气。
周密《齐东野语》中记载，宋代张说为承旨，朝廷官员多巴结张说，而以正直著称的王质与沈瀛互相诫勉，绝不拜访讨好张说。
但诫勉之后，王质就偷偷去拜访张说；进去一看，沈瀛已经先在那里。
两人都感到不安闲。
这事传开之后，大家都鄙视王质和沈瀛，他们两人因此在朝廷待不下去了。
造成这种情景的原因固然是王质和沈瀛口是心非，然而这种口是心非恰恰是张说喜欢别人奉迎巴结引发的。
任何治理者都要明白，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”。
下面看的不是上级的宣言，而是上级的行为。
二者背反，就不是作养正气而是戕害正气。
最后，要让有正气者得实惠。
正气凛然而受苦受难者固然可歌可泣，但那只能是少量社会精英的自我牺牲行为，不可能成为大众流行风尚。
不要指望官场上人人成为海瑞，更不要指望社会上人人成为圣徒。
弘扬正气的奥秘，在于把道义和利益结合起来。
上面的例子中，坚持道义者得到提拔重用，见风使舵者遭到排斥出局，正气自然会充盈朝野；坚持道义者被贬斥，见风使舵者获升擢，正气肯定是稀缺之物。
治理者需要把义和利统一起来，而不是把义和利割裂开来。
只有做到因义而得利，才能根除见利而忘义。
员工牺牲自身利益维护道义是高尚，而治理者以道义之名要求员工做出牺牲则是无耻。
理解了这一点，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。
任何朝代，正气与歪风的较量，都同正人君子与奸佞小人的数量有关。
而正人君子的多寡，恰恰来自于朝廷的作养措施。
凡是小人遍地而君子稀少的年代，正是当局在事实上鼓励小人的年代。
古人不可能直接指斥皇帝，只好把它归结为天意。
宋代元丰年间，林行己曾经说过：“天将祚其国，必祚其国之君子。
观其君子之众多如林，则知其国之盛；观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，则知其国之衰；观其君子之康宁福泽、如山如海，则知其为太平之象；观其君子之摧折顿挫，如湍舟，如霜木，则知其为衰乱之时。
”（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丙编卷一）当时人视这段话为“至言”，当今何尝不是如此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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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｜刘文瑞
编辑｜马晓雪